所谓文化自觉，是指生活在一定文化中的人对其文化有自知之明，明白它的来历、形成过程、所具有的特色和发展趋向；所谓文化自信，是对自身文化价值的充分肯定和积极践行，并对其文化的生命力持有的坚定信心。在这两方面，毛泽东都作出了积极探索，有着深邃的历史文化思考，为我们提供了丰厚的思想资源。

　　自1840年第一次鸦片战争后，由于西方列强入侵和封建统治腐败，中国逐步沦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国家蒙辱、人民蒙难、文明蒙尘，中华民族遭受了前所未有的劫难，中华文明面临创巨痛深的严重危机，其文化主体性也日渐迷失，乃至出现了“全盘西化”的论调。面对这些错误认知，熟知中国历史的毛泽东在1938年党的六届六中全会上廓清迷雾：“我们这个民族有数千年的历史，有它的特点，有它的许多珍贵品。对于这些，我们还是小学生。今天的中国是历史的中国的一个发展；我们是马克思主义的历史主义者，我们不应当割断历史。从孔夫子到孙中山，我们应当给以总结，承继这一份珍贵的遗产。”充分表现出对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珍惜。

　　1939年，毛泽东又在《中国革命和中国共产党》一文中精辟概述了中国的悠久历史和灿烂文明，并回顾了中华民族反抗外族入侵的历史：“中华民族的各族人民都反对外来民族的压迫，都要用反抗的手段解除这种压迫。他们赞成平等的联合，而不赞成互相压迫。在中华民族的几千年的历史中，产生了很多的民族英雄和革命领袖。所以，中华民族又是一个有光荣的革命传统和优秀的历史遗产的民族。”1943年，经由他审定的《中共中央关于共产国际执委主席团提议解散共产国际的决定》中提出：“中国共产党人是我们民族一切文化、思想、道德的最优秀传统的继承者，把这一切优秀传统看成和自己血肉相连的东西，而且将继续加以发扬光大。”1944年，针对英国记者斯坦因关于共产党是“中国至上”还是“共产党至上”的问话，毛泽东回答：“没有中华民族，就没有中国共产党。你还不如这样提问题，是先有孩子还是先有父母？这不是一个理论问题而是一个实际问题……中国历史遗留给我们的东西中有很多好东西，这是千真万确的。我们必须把这些遗产变成自己的东西。”以上言论，均反映了毛泽东和中国共产党人以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继承者自任的强烈自觉。

　　正是基于这种对中国文化的起源、形成、演变和特质的理性把握，毛泽东对其发展趋向作出了清晰的规划。1940年，他在《新民主主义论》中指出：“我们共产党人，多年以来，不但为中国的政治革命和经济革命而奋斗，而且为中国的文化革命而奋斗；一切这些的目的，在于建设一个中华民族的新社会和新国家。在这个新社会和新国家中，不但有新政治、新经济，而且有新文化。这就是说，我们不但要把一个政治上受压迫、经济上受剥削的中国，变为一个政治上自由和经济上繁荣的中国，而且要把一个被旧文化统治因而愚昧落后的中国，变为一个被新文化统治因而文明先进的中国。一句话，我们要建立一个新中国。建立中华民族的新文化，这就是我们在文化领域中的目的。”当时正值抗战，军政本是首务，但毛泽东并未将文化搁置一旁。相反地，该文原题即为《新民主主义的政治与新民主主义的文化》，是毛泽东在陕甘宁边区文化协会第一次代表大会上的讲演，最初刊载于《中国文化》创刊号，由此足见他对文化问题和文化建设的重视。

　　新中国成立前夕，毛泽东又在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体会议中提出：“随着经济建设的高潮的到来，不可避免地将要出现一个文化建设的高潮。中国人被人认为不文明的时代已经过去了，我们将以一个具有高度文化的民族出现于世界。”这说明在毛泽东的建国方略中，文化建设占据了极其重要的地位，是其擘画的一大重点。

　　毛泽东之所以对建立中华民族的新文化充满憧憬，根本在于其文化自信。他曾在《民众的大联合》一文中写道：“我们中华民族原有伟大的能力！压迫愈深，反动愈大，蓄之既久，其发必速。我敢说一怪话，他日中华民族的改革，将较任何民族为彻底。中华民族的社会，将较任何民族为光明。中华民族的大联合，将较任何地域任何民族而先告成功。诸君！诸君！我们总要努力！我们总要拚命的向前！我们黄金的世界，光华灿烂的世界，就在前面！”这段话实际上讲的就是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光明前景，所谓“就在前面”。那为何他说这是一句怪话？须知该文发表于1919年8月，恰逢五四运动，五四运动乃因中国在巴黎和会上外交失败而引发，当时中国到了最屈辱的时候，国力可谓跌到谷底，然而毛泽东竟断言“中华民族的社会，将较任何民族为光明”，岂不是一句怪话？如今100多年过去了，时过境迁，中国国力早已今非昔比，但很多人仍未必有这样的信心。彼时的毛泽东却如此自信，这种自信来自于哪？肯定不是国力，而是深厚的历史自信和文化自信。中华五千年文明，经历了包括外敌入侵的各种苦难，凤凰涅槃、浴火重生，但从未断绝，因此在他看来，近代中国的衰落只不过是历史长河中的短暂一瞬，将来必定复兴。

　　正是出于这种文化自信，毛泽东一再强调要发扬民族自尊心与自信心，以此反抗外敌侵略。1935年，他在《论反对日本帝国主义的策略》中发出宣言：“我们中华民族有同自己的敌人血战到底的气概，有在自力更生的基础上光复旧物的决心，有自立于世界民族之林的能力。”这一论述，极大地鼓舞了民族自信，为伟大抗战精神作了最好的诠释。在1938年纪念孙中山逝世十三周年及追悼抗敌阵亡将士大会上，毛泽东又明确提出，“中华民族决不是一群绵羊，而是富于民族自尊心与人类正义心的伟大民族……我们的方法就是战争与牺牲，拿战争对抗战争，拿革命的正义战对抗野蛮的侵略战。这种精神，我们民族的数千年历史已经证明，现在再来一次伟大的证明”。同年，他在党的六届六中全会上也呼吁：“全民族的第一任务，在于高度发扬民族自尊心与自信心”。在1940年《论政策》中，毛泽东重申我们的文化教育政策，“应以提高和普及人民大众的抗日的知识技能和民族自尊心为中心”。甚至直到1956年，他还针砭说，“有些人做奴隶做久了，感觉事事不如人，在外国人面前伸不直腰，像《法门寺》里的贾桂一样，人家让他坐，他说站惯了，不想坐。在这方面要鼓点劲，要把民族自信心提高起来”。可谓念兹在兹，皆在培育民族自尊心与自信心，增强做中国人的志气、骨气、底气。

　　毛泽东在一系列意气风发的话语中，蕴含着对中华民族新文化的无限期待和对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坚定自信，彰显了高度的文化自觉和深厚的文化自信，为我们在新时代巩固文化主体性提供了丰厚的思想资源。